李远成生前接受眼库医务人员血液检测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李远成生前签下角膜捐献志愿书

温都记者 宋赛骞/文 卢伊拉/图

签完捐献协议后的一周后，李远成走了。

2014年1月5日下午5时许，李远成停止了呼吸，家人按照捐献联系卡上的号码通知了温州市眼库，医生和工作人员取走了捐献的角膜。医生表示，角膜的质量非常好，两周内会安排移植给受捐对象。对李远成来说这是遗愿的达成，也是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的礼物；而对受捐者来说，这是今年最善意的馈赠。

李远成，男，41岁，四川人。

2011年底，李远成患了病，医院诊断为直肠癌晚期。

这是什么样的病，他不懂，两次化疗加上一次手术，换来的却是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检查结果。这让他悲伤，这确实是很可怕的病。

隐约，他觉得自己的生命看到尽头。“我躺在床上，成了废人，我总想着我还要干点什么。” 李远成想到捐赠。

没有人和他说过这个话题，他说，以前看过电视，看到有人捐，觉得真好。死了就把自己好的器官捐掉，安装到别的病人身体里，让别人的生命得到延续。

“要记得别人的好”

李远成不会忘记别人对他的恩惠。 当年在医院住院的时候，他的病情特别糟糕，隔壁病友的儿子偷偷在他枕头下塞了1000元，问了好久人家才告诉他。

妻子常子珍在一家机关单位食堂帮忙，一些不相识的义工给她捐了3600元，这些钱他没有还，因为他太需要了。但这些人他都记得。

10年，来到这个城市已经第10个年头，除了老家，这里已经是待着最久的地方。他说以前，走得再远，每年也都要回家。但是今年此时，他瘫倒在床榻上，连支起上半身的力气也没有，更何况是千里之外的老家。

“今年过年只能在温州家里了。”常子珍说，她口中的家就是瓯海区梧田街道塘东村的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出租屋，灯光昏暗，房间里除了容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外，其余之处堆满了杂物，让人迈不开脚。

常子珍说，得病后，换租了好几个房子，能找到这间房不错了。好几个房东看到他病成这样，都赶我们走不让住，“怕会给他们带来晦气”。

得病前，李远成是一名送肉工，给市区菜场的肉铺送肉。

“捐，只要能用都捐”

去年国庆，李远成和常子珍回了一趟老家。“家里亲属只知道得病，不知道已经非常严重。”常子珍说，一回温州，病情就开始恶化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与他身体剥离一样，让他倒床不起。

常子珍请了假在家照顾丈夫，单位每月给发的1200元，成了两个人生活的主要来源。

那个心愿，愈发迫切。去年12月下旬，常子珍打进本报问，“我没念过几年书，能帮我问问，哪里能捐？”

温州市眼库说，角膜能捐，角膜质量好的话，能让四个人复明。

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说，器官不能捐，癌症扩散到身体的各个器官，移植给别人会让别人也生病。还有一种是遗体捐献，主要是供于医学研究，但这需要家属和本人同意。

两者都需要签订捐献协议书。

李远成说，捐，只要能用都捐。

“骨灰带回老家安葬”

眼库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李远成的家，眼库给李远成抽血化验，捐献者必须验明没有甲肝、乙肝、梅毒和艾滋病。

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介绍，捐献者过世后，遗体会捐献给医学院等机构，家属如果需要拿回骨灰，大约要在三年后，主要是因为遗体需要保存两年多才能用于研究学习。

要这么久才能拿回骨灰？ 得知后，李远成沉默了，妻子也沉默。“骨灰没了，拿什么下葬，活人和死人都不能安心。”一旁的老乡说出了他们的心声。

李远成侧过脸，眼睛里有东西在闪动，嘴里喃喃着，再怎么样骨灰也要回家的。

最终，他放弃了遗体捐献，签下了角膜捐献自愿书，得到了一张联系卡和荣誉证书。家属被告知，过世后的6小时内（冬季12小时内）联系眼库医生前来提取，提取后，逝者的外观不会有任何影响。

“无名良师”纪念碑

省内的大部分遗体捐赠都会运往浙江大学医学院，医学院里有一个“无名良师”纪念碑，上面有三百多个名字，最早的一名捐献者是上世纪80年代末，名单上的人数每年还在增加。人体解剖学实验室的金老师说，“捐献者的名字都会刻在这里，部分捐献者不要求归还骨灰，家属就将这里作为缅怀故人的地方。”

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的曹燕芳说，遗体捐献，是指自然人生前自愿表示在死亡后，将遗体的全部或者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。如果生前未表示是否捐献意愿的自然人死亡后，也可以由其直系亲属将遗体的全部或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。

在温州，签署器官捐赠和遗体捐赠的志愿者近千名，但真正最后实现的，只为个位数。传统观念的束缚让这条爱心与生命的传递之路，延伸得很艰难。

2007年，国务院出台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，使得器官移植有了法律依据。但器官移植只是遗体捐献诸多作用的一方面，遗体捐献的更大作用体现在医学研究方面，而目前，与此相关的全国性法规尚未出台。